经济圈是全球各国拉动经济增长和参与国际合作竞争的重要舞台，也是经济发展中最具活力的区域。特别是当前，全球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调整，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我国经济发展的空间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经济圈正在成为承载双循环发展的主要空间形式。

广义上看，我国现已逐步形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经济圈，并且已经上升为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其中京津冀经济圈包括北京、天津和河北省；长三角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珠三角为涵盖广州、深圳的整个广东省。2019年，三大经济圈常住总人口为4.55亿，占全国人口总量的32.5%；共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95万亿元，占全国经济总量的43.3%；实现社会融资规模11.7188万亿元，占全国比重为45.8%。可以说，三大经济圈已经成为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增长极，经济圈人口超过了全国的三成，利用了近乎一半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创造了全国超过四成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提高三大经济圈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将有助于经济圈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大经济圈比较研究

（一）共同点

一是都属于沿海地区，地理位置优越，交通运输发达，是重要的贸易通道，在改革开放中依托区位优势，港口经济发展迅速，经济基础好，与国家发展同频共振。二是经济圈的核心城市均受到中央重视，受益于政策支持：北京作为国家首都，是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中心，中央政府和国家决策所在地；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拥有中国第一个自由贸易试验区，被定位为国际经济中心、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深圳是中国最早建立的经济特区，始终处在改革创新的潮头，正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三是经济圈总部经济显著。京津冀地区依托政治资源，聚集了大量的央企和国企总部；长三角、珠三角地区是中国市场最活跃、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区域，吸引了最多的跨国公司和民营企业总部，总部经济成为拉动经济圈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二）区别

　　一是战略定位不同。京津冀地区定位于协同发展，调整优化布局和空间结构，以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为基本出发点；长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相对均衡，定位于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着力打造“一极三区一高地”（全国发展强劲活跃增长极、高质量发展样板区、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引领区、区域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珠三角在叠加“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背景下，作为面向世界的窗口和联通港澳、辐射全国的通道，致力打造经济共同体。二是金融发展有别。北京作为京津冀的核心，聚集了主要的金融决策、监管部门和国有大型金融机构；长三角以浙江为典型，在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大趋势下由大数据、区块链等互联网技术驱动，在金融科技领域实现弯道超车；珠三角依托毗连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成为我国金融对外开放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前沿阵地，同时在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战略加持下，珠三角经济圈正在加快建设创新走廊，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高地和国际科创中心。

三大经济圈金融资源集聚的趋势分析

从世界范围来看，随着区域一体化整合进程的深化，人才、资本、产业、科技等生产要素都会向经济圈汇集，形成集聚效应和带动效应，金融资源作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也不例外，国际上发达的经济圈都是该区域的金融中心。近些年，金融政策倾向和发展模式出现新的变化：一是传统信贷模式面临挑战。近些年，国家严格控制地方政府隐性负债，加强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的政策陆续出台，尤其是新《预算法》的颁布实施以及随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关于坚决制止地方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违法违规融资的通知》，明确要求地方融资平台与地方政府进行剥离，原有的依靠地方政府信用背书的投融资模式已不可行，地方政府融资渠道受限。二是社会融资渠道、市场、机构、产品持续丰富。我国不断创新投融资模式，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等依靠项目自身收益和现金流进行融资的模式，不断拓展股权融资、债券融资等直接融资渠道，金融市场体系更加多元化。三是金融科技的迅猛发展，颠覆了传统的金融模式。金融科技在一定程度上正在重构金融，它打破了金融服务的地域限制，推动传统融资模式的颠覆性创新，扩充了金融服务的范畴和覆盖面，延长了金融服务的链条，有效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和信息不对称问题，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普惠性，小微企业、中低收入阶层、农户等获得与其相匹配的金融服务的可能性大大增强，各种金融界限逐渐模糊。伴随政策倾向的改变，投融资模式和主体逐渐多元化，金融监管趋严，在区域发展战略迅速推进的大背景下，金融资源配置也出现新的趋势。

（一）经济圈金融资源愈加集聚  

近些年，三大经济圈的金融集聚效应愈加明显，从图1来看，经济圈GDP总量占比已经呈现下降趋势，但是金融资源却越来越向经济圈集聚。这也反映了在金融强监管的格局下，经济圈以外地区由于金融体系相对落后，受到资管新规等政策的影响，传统依靠融资平台等融资模式不可持续，融资渠道不畅。而三大经济圈地区金融市场建设相对完善，资本市场发达，融资渠道多元，而且该区域经济发达，企业实力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更容易获得融资支持，形成了对经济圈以外地区的“虹吸”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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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济圈间接融资占比有所升高、金融效率逐渐走低         

从融资结构看，以银行信贷为主的间接融资占比整体呈下降趋势。其中，三大经济圈间接融资占比在2016年及之前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7年成为分水岭，间接融资占比开始反超，之后一直高于全国平均占比，尤其是在2017年，三大经济圈间接融资占比甚至接近90%的高点。2017年以来，金融监管加码，债券管理明显趋严，严控地方“明股实债”等变相举债行为，社融增速下降明显，三大经济圈金融市场发达，对政策反应敏感，由于企业发债成本和难度明显上升等原因，三大经济圈地区逐渐转向传统信贷模式，间接融资对直接融资产生一定的“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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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融资效率来看，三大经济圈的金融效率下降明显，全国平均水平的融资效率与三大经济圈融资效率的差值由负转正，并逐渐拉大。随着三大经济圈城市群的规模效应继续深化，金融资源进一步集聚，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局面开始显现，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有所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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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圈内部金融资源配置分化

从经济圈内部来看，金融集聚效应和头部效应明显，对区域经济增长起到显著推动作用，但金融逐利的本性和高流动性也使得资本在经济圈内部出现分化。北京天然的政治优势吸引了大量金融资源，新增社会融资规模在京津冀地区占比已经超过一半，但对天津、河北的带动作用不明显，周边金融发展相对缓慢；长三角地区已经形成规模金融集聚区，上海作为金融中心的溢出效应显著，对周边辐射能力较强，金融资源配置相对均衡；珠三角地区深圳、广州金融资源占比较高，合计占比接近六成，其他地区发展相对落后。

（四）经济圈内部金融、科创与产业三者缺乏有效联动

三大经济圈金融资源虽然具有规模优势，但是未完全转化为效益优势和产业优势。其中，银行信贷对科创企业成长和产业结构升级支持力度不够，符合创新特点的结构性、复合性金融产品开发较少，没有形成一体化科技、普惠信贷市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发展和利用不充分，缺少健全的“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的股权投资链，区域性股权交易市场整合力度不足，资金链、创新链、产业链协同性不足，尚未形成以市场为导向、产业为支撑、金融和创新紧密结合的金融服务生态体系和工作机制。总体来看，经济圈内部金融、科技与产业三者缺乏有效联动，相互促进成效还不明显，金融要素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还存在较大的改进空间。

经济圈金融发展国际经验

从全球来看，依托核心城市建设经济圈的发展路径，是世界区域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美国以纽约为中心的大西洋沿岸经济圈、日本以东京为核心的太平洋沿岸经济圈，英国以伦敦为核心的大都市经济圈，在国际上具有重要影响力，也给我国经济圈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启示。

（一）金融中心城市辐射带动作用显著

世界著名的经济圈内部都具有一个金融中心（例如东京、纽约都是全球著名的国际金融中心），金融中心充分发挥了引领、辐射和带动作用，对周边地区的溢出效应明显。经济圈金融基础设施健全，具有先进的监管、支付、结算体系，建立了多层次的金融市场，金融服务水平高，可以为经济圈内的产业集群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能够有效支撑国内外经济体量，抵御潜在金融风险，此外，金融中心城市还通过金融资源的集聚，吸引了人才、技术等其他要素。

（二）经济圈内部优势互补协同发展

经济圈内部一般由多极驱动，各城市定位清晰，产业分工和资源配置合理，实现了功能优化和布局合理的跨行政区运行系统，并通过顶层谋划布局和政策设计，消除了金融体制、机制障碍和金融市场壁垒，完善了金融协调机制，跨越了行政区划的限制，能够满足经济圈多样性的资金需求，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了经济圈金融资源自由流动和优化配置。

（三）注重打造“金融+科技”双引擎

科技创新是第一生产力，世界领先的经济圈均注重培育区域的科技创新创业环境，提升城市活力和竞争力，以风险资本、创新资本、私募基金为代表的另类投资在经济圈内金融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例如旧金山经济圈，围绕半导体、互联网、新能源、人工智能等科技创新型企业，逐步发展出覆盖企业发展全周期的风险投资产业链，成为创新资本形成的国际标杆。此外，旧金山经济圈的风险资本还与纽约湾区多层次资本市场对接，打通了资本市场退出渠道和机制，形成了良好生态循环。

政策建议

（一）持续深化金融改革开放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统一部署，根据三大经济圈的金融定位和发展禀赋，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要求，针对性地开展一系列区域金融改革试点。在传统信贷模式亟待创新的形势下，继续完善和发展金融市场，加速推进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房地产信托投资基金（REITs）等金融模式创新，继续拓展融资渠道，丰富融资机构和产品，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金融市场体系。同时，经济圈应有序扩大金融开放，发挥经济圈领头羊作用，吸引境外先进金融机构入驻，促进金融资源体外循环。

（二）开创经济圈发展建设新格局

新时代下，我国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区域协调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应在中央提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重大区域发展战略的背景下，开创经济圈发展新路径，持续探索推动在中西部形成更多的经济圈，提高内陆地区的竞争力，逐渐形成中国经济增长新的动力源和经济增长极，破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局面。同时，应借助金融科技迅猛发展的趋势，依托金融科技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高效、便捷的金融交易平台和网络，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促进协调发展。

（三）谋划金融协调发展新思路

　　一方面，完善经济发展格局，改善金融配置，加大对经济圈以外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提高融资效率；另一方面，综合考虑经济圈内部发展不均衡、地区和城乡之间发展差异较大的情况，注重补齐经济圈内部金融发展短板，培育发展动力，促进资金、人才、技术等要素双向流动，促进经济圈内部均衡发展。

（四）强化核心城市的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

中心城市集聚能力强，规模效应明显，是经济圈内部最活跃的动力源。充分发挥三大经济圈内部龙头城市在资本市场和金融服务功能方面的比较优势，不断扩大次中心城市的金融竞争力和影响力，提高金融供给对所在城市产业结构的动态适配性。

（五）加快构建三大经济圈统一金融市场

研究推动建立经济圈内金融监管联合协调机构，推动建设统一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协同、互联互通。破除经济圈内城市间的同质竞争，进一步优化和明确各个城市在经济圈中的功能定位，构建具有科学分工和制度协同的新型竞合关系，加强城市间金融互补、互助和互动关系。